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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3章(1/4)

“有什么依据是恶作剧呢？”丁支队问。

我说：“用牙签堵锁眼，本身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，根本不可能造成房门从里面打不开的情况。

那么，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恶作剧。

同时，用打火机点窗帘，这同样是一种意义并不大的行为。

如果是蓄意放火，完全可以携带助燃剂，然后从沙发开始起火。

所以，我认为用打火机点燃窗帘，一样也是一种恶作剧的行为。

” “既然是恶作剧，就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了，这样的矛盾关系，可就不好排查了。

”丁支队说。

“有发现。

”一名侦查员走近专案组，拿着一个物证袋，说，“刚才例行巡查现场周围的同事，发现现场楼房西侧的外墙根，靠着一束塑料花。

” “塑料花？”我从侦查员手上接过物证袋，看了起来。

“这肯定是刚才有人趁着天黑放过去的，之前我们巡查还没有发现。

”侦查员说。

“这束花上有很多灰尘，应该是放置很久的，而不是特地买的。

”我说，“偷偷摸摸地冒险去现场放花，我觉得肯定就是放火人干的了。

” “啊？那我们赶紧部署路面巡控。

”丁支队说。

“敢如此进入中心现场附近，说明对现场很熟悉，是本地人。

”我说，“这是我们排查的条件，但是同时也是我们巡控作用不会大的原因，放火人能很快回到家里，或者利用胡同绕过警察。

” “我们错失了直接抓人的良机啊。

”丁支队说。

我说：“不过也无所谓，这个送花的动作，给了我们很多提示。

至少印证了我之前的说法，这次火灾，是从一个恶作剧开始的。

” “你说的是，放火人的愧疚行为？”林涛说。

我点点头说：“在现场附近放花，显然是行为心理学中说的愧疚行为。

说明放火人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结果，更加印证了我之前的推断。

同时，也说明放火人和死者之间是很熟悉的，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和关系，这就大大缩小了我们的侦查范围，这是其一。

其二是为了表达愧疚，不仅不送鲜花，更没有去买一束新的塑料花，而是用在自己家里放置了很久没有打理的塑料花。

这说明放火人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。

对了，别忘了排查嫌疑人的时候，看看他家里有没有空着的花瓶。

” “熟人、熟地、经济拮据。

”丁支队说，“这确实可以缩小很多侦查范围，但是如何甄别犯罪嫌疑人呢？” “这个简单。

”我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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